高質量推動金融數字化轉型

　　近年來，在數據要素與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各行各業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在金融領域，各類金融機構也在積極推進數字化轉型。但在推進過程中，一些金融機構對數字化轉型的認識還不到位，出現了“不能轉”“不會轉”的問題。在新發展階段，金融數字化轉型與金融高質量發展、服務好實體經濟一脈相承，金融機構推進數字化轉型需要牢牢抓住高質量發展這一主線。
　　
　　高質量邏輯
　　
　　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各個領域“十四五”發展的總遵循。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源要素、外部環境、配置效率發生了明顯變化，面臨的約束條件增多，為此，“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長時期的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根據經濟學中經典的索羅增長模型，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優化經濟生產函數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是改變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的配比關系，緩解勞動、土地、能源等約束；二是提高技術創新的產出貢獻，讓相同的要素投入獲得更大產出；三是順應數字化大趨勢，有效釋放“數據要素”的生產力。
　　
　　數字化轉型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最優解”。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是將數據作為核心生產要素，和數字科技共同推動數據價值化的過程。從實踐來看，數字化轉型正在通過釋放數據的疊加放大倍增效應，升級改造經濟的生產函數和發展模式：一是從無到有，數據創造了大量新的商業模式，如疫情后線上醫療和線上教育的快速發展；二是從有到優，數據提高了供需的適配度；三是從1到N，數據強化了行業的協同發展，如各地正在打造產業數字化發展園區或生態。從本質上看，“數字化轉型”與“市場化改革”一脈相承，擴大市場邊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最終推動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更加高效配置。
　　
　　高質量發展是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的最大邏輯�！笆�四五”規劃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等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科技—產業—金融”的高水平循環。而金融數字化則是通過金融與科技、產業的融合發展，最終提升金融供應鏈能力，與提高金融體系的適應性、競爭力和普惠性具有內在一致性。
　　
　　2019年底，銀保監會發布《關于推動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銀行業保險業高質量發展要遵循“科技賦能”原則，建立適應金融科技發展的組織架構、激勵機制、運營模式，利用金融科技改進服務質量、降低服務成本、強化業務管理；2022年，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印發《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關于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等文件，都要求充分發揮金融科技賦能作用，積極推進金融數字化轉型。
　　
　　高質量框架
　　
　　金融機構數字化是數字科技，利用數據要素，對金融機構的技術架構、業務模式和組織管理進行改造，推動數字技術、數據要素與金融業務的融合發展，從而創新金融供應鏈，緩解金融服務中的信息不可得、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會用的問題。
　　
　　在發展邏輯上，金融機構推進數字化要注重“三維升級”。金融服務本質上是一整條供應鏈，涉及為誰服務（人）、服務什么（貨）、怎么服務（場）三個基本問題，金融數字化要從“人—貨—場”三方面對金融供應鏈進行創新升級。精準定位“人”（用戶），核心是要通過客戶畫像，對存量客戶進行精準分層，對增量客戶進行精準延伸，讓客戶需求得到金融供給的精準對接；全面優化“貨”（產品和運營），核心在于利用數字科技優化營銷獲客、評估定價、風險管理、售后服務等金融服務供應鏈的各個環節，不斷創新服務，全面降本增效；無界融合“場”（場景和場所），核心在于既創新線上渠道和非金融場景，又推動線下網點智慧升級，將金融服務連接到更豐富的場景中，實現金融服務與實體活動的深度融合。
　　
　　在運行模式上，金融機構推進數字化要做到“三維交互”。從業務運營角度來看，所有的金融服務都是三個維度交互的結果：主體維度金融機構、金融客戶和數字科技公司的合作聯動；要素維度用戶、產品和場景的創新升級；運行維度業務、資金和數據的實施交互。在前期科技公司主導的金融科技發展模式下，金融服務的“業務流”“資金流”和“數據流”出現了向擁有客戶、數據、技術優勢的數字科技公司和少量大型金融機構集中的趨勢，但隨著監管框架不斷明確，“三流集中”式的運行模式正在向新的“分流交互”模式轉變：金融機構將專注在采用數字化方式實現金融業務的高效經營管理，而數字科技公司則將專注在通過為金融機構提供數字技術、數據治理等服務參與金融數字化。
　　
　　在經營管理上，金融機構推進數字化要強化“內外聯動”。從實現渠道上看，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是外部業務經營數字化和內部組織管理數字化高效聯動（內外聯動）的結果。在“人—貨—場”框架下，外部數字化是要對企業和個人客戶（人）、產品和服務（貨）、場景和場所（場）的升維創新，內部數字化是要對組織人才（人）、信息數據（貨）、系統架構（場）進行數字化升維創新。數字化轉型“內外聯動”的核心是要實現業務經營數字化和運營管理數字化“人—貨—場”框架的映射聯動，發揮策略方案的“橋梁作用”，在內部數字化發展過程中通過技術迭代促進策略模型的沉淀，在外部數字化應用過程中通過業務發展提升策略模型的適配度。
　　
　　高質量服務
　　
　　近年來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持續存在，成為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亟須破解的現實問題。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服務好實體經濟特別是紓困中小微企業被寄予厚望。
　　
　　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的迫切目標是建立小微金融服務的可持續模式。疫情暴發后，銀保監會在2020年提出了金融機構小微企業信貸“增量、擴面、提質、降本”的四維目標，人民銀行2022年要求金融機構建立小微金融服務“敢貸、愿貸、能貸、會貸”長效機制。改善小微金融服務設計多個方面，但最終出路是要破解小微金融服務成本、收益和風險不匹配、商業上不可持續的問題。
　　
　　近年來，金融數字化轉型積極推進，金融機構在產品設計、資金籌集、營銷獲客、信用評估、風險定價及貸后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在數字化模式下，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的“成本、收益和風險函數”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小微信貸“風險調整之后的資本收益率”大幅提升，商業可持續大幅提升。
　　
　　金融數字化轉型的高階目標是實現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同生共榮。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要實現產業—金融—科技高水平循環，落在金融發展上則是要實現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同存共榮，核心是要實現金融供應鏈與產業供應鏈的聯動（雙鏈聯動）。
　　
　　在傳統模式下，實體產業與金融服務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成為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協同共進的主要障礙。隨著金融數字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快速推進，供應鏈金融和產業鏈發展就能夠通過數字化實現產品設計、營銷獲客、產品定價、風險管理、售后管理等各個環節，在場景、渠道、客戶層面的交織和聯動，從而實現雙鏈的融合發展。隨著數字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數據要素的高效流轉、數字技術的快速迭代、服務模式的持續創新，數字化下的“雙鏈聯動”為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同生共榮提供了現實解決方案。（朱太輝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張彧通系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